nbsp; 汉武帝的“食盐国营”主要在两个方面产生效益,一个是经济上增加国家财政收入,另一个是在政治上贯彻了“重农抑商”的治国方针。
这对政府来说当然是积极的意义,但国营带来的弊端也不少,官府以低价强制收购盐民们生产的食盐而转手高价出售,可以想见的是,食盐价格猛涨,百姓买不起,只能“淡食”,另外食盐运输等劳役也是要征发百姓进行,这都直接加重百姓的负担。
当然,最终在舆论的压力下,汉武帝不得不低头认错,下了罪己诏。
汉武帝死后,西汉实际领导人霍光希望针对武帝以来的政策进行反思,但以御史大夫、盐铁国营的主要支持者和推行者桑弘羊为代表的一小撮顽固分子,坚持按“既定方针办”。
所以在始元六年,霍光以昭帝的名义下诏,召集各郡国各种专家60余人,到长安与桑弘羊等辩论,进行了一场“真理标准”的大讨论。
因为讨论的焦点是盐铁问题,所以这次讨论被称为“盐铁会议”,后被学者桓宽编辑为《盐铁论》一书。尽管对武帝的很多政策进行了拨乱反正,但因为事关国家财政收入和军需供应,盐铁国营并没有被废止。
到王莽时期,食盐国营出现松动,富商大贾通过贿赂地方官府,开始公开或半公开的“盗煮”。
王莽新朝地皇三年,再次废止了“食盐国营”,直到曹操重新施行“国营”,食盐私营差不多经历了180多年的时间,当然,这种私营,多是为地方土豪、强人所掌握。
三国魏晋时期,各个政权吸取了春秋战国东方诸国“不煮盐无以富国家”的教训,纷纷推行军事强制性的“国营”或“军营”政策。
孙吴就是以军官管理盐政,陆逊就担任过相关职务,所以吴国政府掌握了大量食盐,食盐在当时甚至和谷帛一样充当过货币,比如大将朱桓逝世时,孙权就一次赏赐了五千斛食盐给朱家办理丧事。
前隋到大唐初年,和汉初一样,采取官少管、促生产的执政理念,隋文帝立国第三年就宣布废除了盐禁,凡是盐池、盐井,政府“与百姓共之”,后来,大唐创立,也基本上继承了这一方针。
既然允许民间私人开采经营,并不是意味着没有私盐贩子,之所以会有产生私盐,原因自然在于政府的盐禁。
尽管这时候已经开放了盐业开采经营,但只要不是通过正常手续取得合法开采、经营、销售的,都属于私盐。
比如唐初开国功臣程咬金,在民间传说中就是个私盐贩子,当时他被盐政稽查队员检查,结果错手打死了官被判徒刑,好在杨广当皇帝,大赦天下,才有机会走上革命道路。
后来,到了大唐中期,唐玄宗开始败家,导致财政赤字,君臣一起想方设法生财创收,于是食盐国营又被提上了日程。
为什么历代一缺钱就要打盐的主意呢?
其实也不光是盐,和它经常在一起搭配的是铁,没办法,古代房地产业不够景气,金融业也不发达,国家赚钱的路子实在不多。
但是,唐代中期以后的食盐国营制度,和以前有很大不同,叫做“榷盐法”,所谓“榷盐法”,是指食盐国家专卖制度,由以前的官运、官销制改为就场专卖制,也就是说,还是盐民生产,政府低价买来,再高价卖给商人,用商人运输到政府指定经销店贩售,政府控制了食盐的货源,掌握了批发环节,大商人也无法从中兴风作浪。
当然,这些都是后话,太宗皇帝也看不到后世不孝儿孙种种作为,虽然,他也不愿意让民间私营盐业,可是规矩是早就定下来的,倘若他想要再将盐业收归国有的话,单单是那满朝文武的唾沫星子就够他受的了。
当薛琰突然提到盐的时候,太宗皇帝本能的认为,薛琰给他出的主意,就是改革盐政,变私营为国营。
虽然心动,但是太宗皇帝还是连连摇头:“不可!不可!万万不可!自古官不与民争利,更何况是朕这个皇帝!”
薛琰在心里大翻白眼:不与民争利?刚刚墨迹了那么半晌,是谁想要从他这里将玻璃的制造工艺抢走的。
“回禀陛下,微臣所说的盐,并非盐政,而是~~~~~~~~~海盐!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