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图书馆里人很少,大厅里空荡荡的,一进门右手正对面的墙上是五米多高的Mayo兄弟身穿博士服的合影,Mayo兄弟在1863年创办了这所医院。我走到前台还了书,问服务员,我还可以借吗?她说当然可以了,我走到书架旁,把我上次看中的那本《胸部疾病CT诊断》借了。这是一本很厚的书,里面有大量的图谱和解释,够我研究一阵子了。我回到宾馆,吃了午饭,睡了一觉,到健身房跑了个汗流浃背,回来洗个澡,上网视频,又蹦出来的信,又是骂我,“你每天早上必须7点半到,做完实验必须清洗干净器械。这是你的实验,你必须认真学习,训练你这样的,我快要没有耐心了”。这个老巫婆,她那双巨手天天插不进去管子,都是我□□去的,她让我独自做实验,我做好了,她又找茬给我□□。我哪天没有清洗器械,早晨8点到,他们9点钟才来,让我7点半去做什么,一个人也没有。她一个没有文化的人,仗着自己住在这个镇上,本土美国人,她只是嫉妒我罢了,或者她嫉妒所有人,可又不能把别人怎么样,只能对付我一个。上帝给了这个丑陋的女人一颗嫉妒的心,因此她便有了不幸的生活,贫病交加的晚年,永不瞑目的死和悲惨的一生。
第二天,我依然8点去了实验室,因为没告诉我今天我自己做实验,她怒气冲冲的几乎都不想看我。她已经取了老鼠下来,打完麻药,称体重,校准机器,小心翼翼地插上了管子,然后走了,我一个人坐在那里记录数据,不一会儿,她把印度小伙叫来了,问多巴胺应该加多少,说他也不知道,我以为我的耳朵听错了,他自己跑来要和我们合作的实验,他不知道多巴胺应该加多少,可见他以前就是随意加的。那这样的话,他写论文时写加多少,他不知道,那就是编个数字,那他岂不是一个学术骗子?把我下载的一篇文章给他看,他点点头说是应该这样算的,拿过计算器,拿小鼠体重乘以多巴胺浓度算出了需要加的量,又用注射器抽了注射到血池里。下午做完实验,我收拾完工具,实验室里早已一个人也没有了。我打开电脑,把当日的数据录进去。发来一封邮件,“Zhou,你明天把实验结果整理一份给我,明天暂不做实验了”。
星期四的早晨,我换了一件太阳花的衬衫,棕色条绒瘦腿裤,棕色中靴,扎了两条麻花辫,化个浓妆,走进了办公室,吉米看见我喃喃自语,“你看起来挺甜美的”,我刚坐到座位上,小范在门口向我招招手,我走到门外,小范像个长辈一样婆婆妈妈的又把以前说的话说了一遍,无非就是你要赶紧上手,只是在帮助你,我连连点头称是。大学毕业10多年了,在社会的历练中养成了我不轻易表达观点,不评论别人,不辩解的习惯。因为社会很复杂,每个人都心怀叵测,几面之交,根本分不清她是敌视友。我依然回到我的座位上看书,小范站在吉米身后,两人在窃窃私语,一会儿又开怀大笑,小范问我上周末去哪里了,我说和几个朋友去了趟密西西比河和博物馆。小范很惊讶我在这里还有朋友,我只好把认识比尔和朱莉的经过给小范讲了一遍,不一会儿工夫,整个楼层的人都知道了我的传奇经历,包括老板。小范的宣传能力是很强的,看她唾沫横飞地逢人便说,像一个寄人篱下的长工在四处诉说主人的仁慈,甚至更不如长工的谄媚能换来主人的好处,她这样宣讲美国人的仁慈只会使这些美国人更加高傲,更以为自己的血管里流着不同于劣等民族的高贵且高尚的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