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七十四章 亭下臧否辩濮议（二）

父母，只齐衰（守丧）一年。

    籍此来告诫英宗，休要以私情，而做损礼之事。

    司马温公之意，认为关乎正朝法统传续之大事上，血缘亲情应落于宗法礼制之后也。

    而以韩琦、欧阳修为首的宰执们，则以天性、人情为本，认为英宗可追崇其父。

    与司马温公之迂不同，忠献公（韩琦，谥号忠献）则言：伏以出于天性之谓亲，缘于人情之谓礼。虽以义而制事，当因时适宜，而亲必主于恩，礼不忘其本也。

    文忠公（欧阳修，谥号文忠）亦有言：今国家追崇濮王，其礼数有三而已，称亲一也，置园二也，立庙三也，未曾有干乱京师昭穆也。”

    听到此处，朱厚熜已经心下了然。

    他晓得，昭穆之制，乃是古之传序至今的宗法制度。

    宗庙中神主的排列次序，始祖居中，以下父子(祖、父)递为昭穆，左为昭，右为穆。

    转念，又忖道：以司马光的性情，定然不会是曹后之羽翼。

    然则在朱厚熜眼里，以司马光为首的两制官员，或是泥古不化、皓首穷经，不敢稍越礼仪藩篱的腐儒；或是别有用心，甘为曹后手中之刃的居心叵测之徒。

    而如韩琦、欧阳修等宰执，则是变通务实。

    忠献公那句“亲必主于恩，礼不忘其本”，可谓是神来之笔。

    文忠公更是直言，英宗追崇濮王，不过是出于天性而称亲、立庙罢了，绝无扰乱昭穆宗法之意。

    想到此处，朱厚熜不禁感叹：濮议之争里，如韩琦、欧阳修这般名相，用事之间，比之张璁等人，高明堂皇，差距不可以道里计。

    单单是礼仪之辩的立意，与大礼仪之争，便是云泥之别也。

    飞轩凉亭角落

    黄锦垂眉敛目，躬身听着亭中对谈。

    眼角余光恰见朱厚熜眉宇紧蹙，恍然间，他对于自家世子爷的心思，已然是洞若观火了。

    若他记得没错，昔日他给世子爷读智脑《明史》时，曾有幸目睹“大礼议之辩”。

    这所谓大礼议，与如今所论的濮议之争，何其相似？

    譬如杨廷和等护礼派，不正如司马温公？

    只是如司马温公这般温良恭谦的大贤，私心是没有。而如杨阁老这般，以护礼为名，所图却未必如司马温般单纯吧？

    心底暗暗冷笑一声。

    黄锦眼见自家世子爷，眉宇簇成一团，踌躇片刻，暗自权衡了一番。

    忽而上前一步，讪讪笑道：“请恕奴婢冒昧，敢请教两位先生，周秦之后，礼崩乐坏。唐宋以降，宗法之制虽深入人心，然赵宋的满朝朱紫，抛社稷于不顾，却沉溺这所谓礼法之辩，岂非是舍本逐末？”

    此刻，朱厚熜亦是神色一震，不着痕迹的瞥了黄锦一眼。

    黄锦此问，却正是朱厚熜最为疑惑的。

    濮议之争时的赵宋，可为内忧外患。

    英宗与太后的两宫之争，因废立之谗言，乃是在所难免。而两宫麾下，各自的心腹羽翼，也同样是身不由己。

    可诸如韩琦、欧阳修这般名臣宰执，怎肯耗费精力时间，在这权争执上？

    濮议之争，又如何能波及整个赵宋朝堂，鲜少有人置身事外？

    凉亭里，飞檐下

    余珊听闻黄锦言语，放下手中酒樽。

    “黄公公此言差矣。公公昔年虽在京师皇城内书堂读过些书，却终究非是儒门正宗出身。休说是宋儒崇古，礼法乃是刻在儒士骨子里的，轻易不敢稍越藩篱，遑论是这宗法之重？”

    言语着，余珊肃然道：“《诗大雅公刘》云：食之饮之，君之宗之!

    事关宗法，岂可儿戏？倘若这濮议之论，放下时下，顷刻间便是泼了天的大事。”

    顷刻便是泼了天的大事？

    朱厚熜心生一震。

    这岂非是说，日后的大礼议，便正是余珊所言的泼天大事？

    神色凝肃，朱厚熜当即躬身问道：“竹城先生为何说，濮议之论若放在时下，便是泼天大事？”

    余珊负手踱步，秋风将长髯吹的随风散动。

    “世子可知，本朝理学大儒、士林之泰斗，几乎俱是朱子门人的支流余裔。

    如方孝孺、曹端、薛瑄等先贤，师承自有，恪守家法。认为宋代周、程、张、朱之书，乃是儒家道统正传，四书五经之圣人微言大义，俱被宋儒说尽，世间一切道理，俱在其内，不必外求。

    是以，早年间，士林有言：谨绳墨（墨守成规），守先儒之正，无敢改错也。

    故而本朝以降，士林对于宋儒理学之说，亦步亦趋，不敢稍越雷池一步。

    而宗法、传序、道统，本便是宋儒之重也。”

    随着余珊言语，朱厚熜心绪蓦然间沉重起来。

    沉吟片刻，朱厚熜抬起头，目光直视亭下两位先生，黯然问道：“先生之意，时下，士大夫奉宋儒之学为圭臬，深入骨髓，不凡稍越藩篱。一旦本朝有诸如濮议之事，势必引起士林之轩然大波，引得口诛笔伐之声喧天？“

    余珊微微颔首，笑道：“然也。”

    待得余珊笑言罢，俄而，朱厚熜沉默下来。

    便连心绪，亦如秋风般，萧瑟难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