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杨在田、陆费伯鸿蚀了不少钱后,眼见杜杨上任上场,笃笃定定地在等杜月笙递过点子过来拜码头,谁知杜月笙闷声不响,声色不动,丝毫没有展开谈判,讲讲斤头的任何迹象。
起先他们很纳闷,后来恍然大悟,杜月笙他们手条子够狠,大达公司自从杜杨登场,情势丕然一变。杜月笙他们跟银行界交情够深,拨只电话就可以调来大批大洋,此其一。大达打开了苏北航线,开设大兴公司,一掼下去就有3000万的活动能力。大达、大兴、薛鸿记连成了一条线,代办货物,平安运达,立即押汇,三大业务做得热闹风光,一笔生意三层赚头,洋钿银子滚滚而来,拿这里面的赢余来跟大通公司在一条航线上拼,可以说轻而易举,不费气力——搓麻将掉了人又另扳了庄,大通公司今非昔比,他们着着居于下风。
于是,硬挺了一年,反倒是大通公司要叫救命了——再赔下去,就要掼倒。于是,杨在田和陆费伯反客为主,迫不得已向大达提出要求,希望双方相忍为安,顶好是想个什么法子,盘算盘算成本,打开这个恶性竞争的局面,彼此都能获得合理的利润。
有一个绝妙的法子,但是,老朋友面前,杜月笙却不出口,他振振有词地推托:
“大达的事情,统统都是小开管。老兄的意思很好,但是要去跟小开商量。”
大通公司只好再去找杨管北谈,杨管北的答复使大通公司方面颇感意外——他抓住大通方面人士的慷慨陈词、顺水推舟地这么说:
“既然竞争对于双方不利,那么,我奉送各位一个意见——何不联营?”
“联营?怎么个联营法呢?”
“那还不简单,”杨管北双手一摊:“大达、大通成立联营处,共同经营上海到扬州这条航线。”
“双方所占的比数,怎么样算?”
“有一个最合理的计算方法,我们联合去请一位最有名的会计师,请他细查大达、大通过去3年的账,以两家公司的总营业额为准,订定双方所占的比数。”
大通情势危急,只有照办,双方请来了上海滩有名的奚玉书会计师,查过了账,纪录显示,在以往3年,两家公司的总营业额中,大达公司占63%,大通公司占37%。
照这样的比例,在即将成立的联营处里,不论船只吨位、新旧、设备、速率,以及包括水上,陆上所有的资产,孰者为多,熟者为少,大达公司所应分得的赢余,要比大通超过将近一倍。这样,大通说这样不能干,大达说不干就算了。几经折冲,几经谈判,最后则由大达公司让步,将双方所占比例,调整为大达公司55%,大通公司45%。合约刚刚签好,交通部又召开全国第一次航业会议,杨管北即席提出大达、大通两轮船公司联营10年的报告,请交通部准予备案,同时,由联营处提供保证:不分客运货运,今后绝不涨价。
制服了大通轮船公司后,大达轮船公司的赢利更逐日递增。不久,当虞洽卿因连任二届上海船联会理事长而必须改选时,杜月笙便以大达轮船公司董事长的身份,如愿以偿地获得了这一工商界的重要头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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