复选常务委员35名,说来也是凑巧,一·二八事变时的抗战后援会者秘书长陶百川刚好学成归国,如今又正好当选,秘书长之职又正好原壁归“陶”。
大会决定设立筹募、供应、救护、宣传等各委员会,大家七嘴八舌,闹哄哄地在推举负责人选,杜月笙不耐烦,站起身来高声说:
“抗敌后援的事体要自告奋勇,让我杜某人先来自告奋勇,各个委员会里头,最难做的大概是筹募委员会了,这一个就由我来!”
等一会儿,不曾看见有第二位自告奋勇者,于是杜月笙又在喊:
“第二难的就要算供应委员会了吧,新之兄,你来做这个,好吗?”
钱新之只好笑着点头,表示接受。
大会组成,人员推定,杜月笙说:
“支援前方,等于救火,不能耽搁一刻,我们要立刻开始办公。但是,问题来了,办公所需要的经费呢,市党部没有这笔预算,即使有,数目太大也难以负担。杜月笙说要铜钿容易,成立初期的一切开支,由我杜某人一个人负责垫出。”
不久,上海各界一致热烈支持抗战,掀起比“—·二八”事变时期更为盛大壮阔的捐献浪潮,捐款之势如风起云涌。秘书长陶百川查查账目,发现杜月笙私人垫付的经费数值已不在少,因此遵照前议,从捐款中提出一部分拨还,杜月笙一看那张支票,登时退还,他说:
“市民捐款是为了抗敌劳军的,我杜某人哪能可以在这里面扣账?”
说得大家都笑了,告诉他说:
“那杜先生也不能白垫这些钱呀?杜先生既不肯收,账上也不便处理,要不然,就移作杜先生的捐款吧!”
杜月笙这才点点头说:
“做捐款可以,不过,不必写我的名字。”
“不写杜先生捐的,写谁呢?”
想了想,杜月笙决断地答道:
“就写常务委员会捐助!”
打仗、要钱,而且要花大钱。正当杜月笙在为抗敌后援会的事,忙碌紧张,席不暇暖,一日,华格臬路到了贵客,财政部长宋子文来找杜月笙商量,政府决定发行五50000万元救国公债,财政部已经组成一个“劝募委员会”,办公地点,必须设在上海。
“宋部长,”杜月笙脱口而出地说,“要办公地点,不晓得我杜美路那幢新房子够不够用?”
“足够了。”
“那么,我立刻腾出米,捐给劝募委员会用。不管用多久,杜某人分文租金不收。”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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