但是宋国人说,每个国家都有保卫自己国家的权力,谁也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同盟者身上(这是宋国用鲜血和失败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);宋国不会主动侵略他国,但是一定要维护自己的安全。连一个小小的伯爵国家(指郑国)都拥有三军,宋是大国,当然需要更多的军队来保卫自己。
齐使说,宋军近几次战败并非由于兵力不足的原因,而军队的人数恰恰还占有优势,所以战败不是扩军的借口;“每个国家都应当维护周边和平”,这个约定写在北杏之盟的盟书中;宋国如果破坏盟约,会引发诸侯的连锁反应,从而使使地区局势变得不可控;所以宋国一定要停止扩军。
但是宋桓公只是不停地摇着他那顽固的脑袋,使者们便悻悻地返回临淄去了。
齐桓公感到特别恼火:因为较之公开对抗,暗地里搞小动作更加令他不能容忍,“宋桓公在北杏之会上把所有诸侯都骗了!”齐桓公这样想着,就把大臣们召集起来,宣布对宋国开战。他要求大夫们迅速制定作战方案,并大有欲灭宋而后快的心情。
但是管仲却持不同看法,他说,宋公即位之初说了一些不着边际的大话,现在被国人抓住尾巴收不回来了;他骑虎难下,为了巩固君位不得不做出姿态看给国人。但是他的本意并非如此,所以齐国不要把宋国当成顽敌,而只要对宋国进行强力威慑,宋公就可以在国人面前顺着台阶退下来,转而遵守北杏之盟,齐国的目的也就达到了。
鲁庄公十四年(BC680)春,齐桓公调集大军与王师、陈军、曹军共同伐宋。联军先占领了宋国的两个大邑,囚禁了城里地位高贵的人物,带着那些人一同向商丘进发。联军包围商丘,齐桓公派其中几个俘虏带着他的亲笔信去见宋桓公。
信中首先回顾了北杏之盟中歃血仪式的情景,以及诸侯们面对上天发出的誓言,继而表达了他和诸侯们对宋人背信弃义的失望和愤怒,信里最后写道:“殷商立国六百余年被周所翦。当年武王进行占卜,知大周基业将存续八百年。克商至今还不到三百年,西周虽亡,东周尚存;王室渐衰,天命未改。况且上天既然已经抛弃殷商,就不会再帮助它复兴;代周而兴的,也绝不会是宋。如果宋君一意孤行与天下诸侯为敌,那么已经被俘的宋人就会被卖为奴隶,而且宋君其他国人马上就会以相同的身份见到他们;如果宋君能够放弃主张,与寡人、诸侯重修旧好,他们就会获得自由和被剥夺的财产。寡人既然能调集王室、诸侯的军队讨伐宋国,同样可以召集同样庞大的军队保护宋国。”
宋桓公把国人集中到太庙前的广场上,他和几个重臣进入太庙,让一个声音洪亮的官员把这封信大声读给国人们听。宋人听完便发出乱哄哄的嘈杂声。大多数人都不知所措,不停地询问旁边的人应当怎么办,这时华家从太庙里走出来了(宋桓公是这样盘算的:如果华家压不住场,而秩序又不太混乱,他就可以出面化解;如果场面过于凶险,致使华家遭遇不测,他就可以及时逃跑)。
华家伸手示意人们安静下来说:“每国君主都有振兴国家的雄心,但是只有我君被误解了。要知道,君主都希望自己成为尧、舜,却不会自诩为汤、武。因为汤、武是前朝的毁灭者。
“新君想要复兴大宋,这本是尧、舜之所为,从来没有想过与王室对抗,却被国内一群邪恶之徒宣扬成汤、武重生,搞‘复辟殷商’!他们怂恿煽动不明真相的国人,并且得到了广泛地支持;他们感到力量强大了,就用民意胁迫君主大臣,按他们的意志祸乱国家。现在妥了,全天下都把我大宋当成邪恶之敌。
“大家登上城墙看看吧,一个齐国就够受了,何况还有王室和诸侯参与进来。难道这就是你们需要的结果?大宋面临灭亡,谁来拯救国家?那些整天招摇叫嚣的复兴者现在又在哪里?为什么他们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,一个都看不见了?但是大敌当前,是战是和,国主仍然要遵循民意;想要作战的站到左手边,想要和平的站到右手边。”
这时,公室事先安插在人群中的内应们便首先挤到右边去了,有些摇摆不定的人随后跟在他们后面,继而几乎所有人都到右边去了;但是仍然有些真义士不能忍受委屈求和的耻辱,就在激愤之下拔剑自杀了。
宋桓公成功地化解了国内危机,继而把使者派出去请求和谈。齐桓公见目的已经达到,就与宋国再次订立盟约,又把俘虏和财物还给宋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