曾经有人提出过一个定理:如果一件事情有可能向不好的方向发展,那么按照这件事情的重要性,越重要的事情就越有可能变得更糟糕。
此刻马睿便深深地体会到了这条定理的正确。
从滨江分局调阅档案失败以后,专案组和滨江分局的关系一下子变得非常糟糕。
周卫红当时曾扬言说要把事情追查到底,但归根结底也只是气话罢了。他只是处级,虽然因为资历够,省厅也有很多人卖他面子,但毕竟是没几年就要退休的人,没有人会为了他而得罪一个正在上升期的干部。更何况,他们最主要的问题还是“天台连环杀人案”,不可能把精力放到内部斗争。
而滨江分局的局长李庆斌却不这么认为,能够以39岁的年龄当上分局长,他除了作假案,自然还有自己的关系和手段。
对于专案组和周卫红来说,“11—23特大抢劫杀人案”是一个破解案件的重要线索,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突破口。但对于他来说,却是关系到政治前途和政治生命的十字路口。
他不能不全力以赴。
于是仅仅过了一天,便有市局领导来找周卫红谈话。
谈话内容不得而知,但事后便不再有人再提起关于“11—23特大抢劫杀人案”的事情。各级领导再度施压,专案组不得不把精力集中到新的案情中,试图阻止凶手再次作案。
周卫红的气色变得极差,整整一天都在不停地咳嗽。
有人传言说周卫红很快将作为破案不利的替罪羊,在国安局特派员到来以后下台。
马睿感到非常气愤,但作为一个普通刑警的他无能为力,只能被动的接受上级的命令和安排。
专案组变得死气沉沉,自然也提不上什么进展。
就在这样的忐忑不安的气氛中,他们终于接到了召开欢迎会的通知。
仿佛是黑社会谈判,专案组的成员不约而同的坐到了周卫红那一侧,任由长条形会议桌的另一侧就那么空着。
市局各个部门的头头脑脑进来看到这种情况都感到很不高兴,政治处主任过来说了几句,却没有人理睬他,于是他也阴沉着脸坐到了对面。
会议室的气氛很不融洽,但周卫红却像是没有看到这种景象,只是偶尔的咳嗽、喝茶,一副生人勿近的样子。
10点半,副市长兼市公安局长张建军终于率先走进了会议室,秘书处的主任热情的招呼着3个穿便装的陌生人跟着他走了进来。
看到眼前的局面,张建军愣了一会儿,随后压抑了心头的不快,微笑着说道:“各位同志,这几位就是国安局下来指导工作的特派员,黄同志、张同志和刘同志,大家热烈欢迎!”
一阵虚情假意的掌声中,3位特派员和陪他们进来的领导陆续落座,长条形会议桌两侧人数基本持平,不和谐的感觉终于减弱了一些。
虽然觉得有些不爽,但是专案组的成员出于礼貌也象征性的鼓了鼓掌。
接下来自然是老套的一一介绍、宾主尽欢、相互吹捧的那类无聊把戏,马睿缩在最后一排,仔细打量着对面那三个人。
他们的年龄看上去都不大,最老的那个张同志面相有些苦,但看上去也不过40多,而坐中间的那个一直笑眯眯的黄同志不会超过30岁,另外一个戴着眼镜,一看就是技术人员的刘同志大概是40不到。
此前马睿并没有和国安局打过交道,但据组里懂行的人说,其实国安局很少介入地方事务,主要还是负责外交和谍报,对内更多的是监控和一般性调查。
对于国安局为什么会介入侦查,大家都没有定论,但感觉却基本一致。
一方面,大家都认为国安局的人应该是很厉害的,如同007那样的特工,也许会掌握一般人无法触及的资源,从而迅速破案。另一方面,也觉得自己的努力遭到了质疑,被画上了无能的标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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