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丞相,你以为此事该如何处置?”扶苏问道。
“禀公子,老臣以为让儒生帮着治国弊大于利,那日公子在朝堂上做出了决议,臣只能全力支持公子了,其实臣还是对儒生治国有些异议的。想当初先帝制定‘焚书坑儒’之策,臣也是赞同的,公子此番兴太学,让儒生参与治国理政,臣实在看不明白,还请公子明示一二。”
“自商鞅变法以来,我大秦一直以耕战为主,先帝又奉法家之说为我大秦法度依据。其实不然,法、墨、儒、兵,并非一成不变,以哪家理论为政,是要依我大秦国力而定,如今我大秦已然扫灭六国,再以法家理论治国就有些不合时宜了,‘军功授爵’制也是一样。”
李斯这才明白了扶苏的意图,但是还有疑问。
“公子,老臣明白公子的意思了,如今我大秦该以哪家之说为政呢?”
“我以为此番太学选择儒生就不要拘泥于一家之才了,法、墨、儒、兵等诸子百家皆可为太学弟子,百家之言,各有其长,亦各有其短,就让那百家之言互相攻讦,互相论证,以求得出一门包容百家的大学问,这才是我的目的。”
(秦末时将所有读书人都称为儒生,没有特指儒家弟子。)
汉武帝时,刘彻遵从董仲舒之言,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。此举虽然为汉武帝治国提供了便利,但是将奴性深深地烙印在了民族之魂中,更是阉割了民族的血性和尚武精神,要说儒家思想的功劳,也是不能回避的,五千年文明之所以没有断代,儒家功不可没。
扶苏以为太学中除了商山四皓以及应曜等人外,他还打算客请精通其他诸子百家学说的大贤来太学执教,让他们在太学中辩经论道,形成一门包容并蓄,没有奴性的至臻学说,为大秦乃至后世奠定文化之根,这些扶苏是不会告诉李斯的。
扶苏虽然说了一大堆,但是依然没有切中李斯来找他的症结所在,对于行伍之人闹腾一事,还是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解决方案。
“公子,老臣明白了你的意思,眼下该如何平息行伍之人的怒火呢?”李斯急切地问道,说一千道一万,不管谋划的有多深远,眼下行伍之人闹腾可是最为急迫之事,是扶苏首要解决的问题。
“丞相,若是我大秦同时施行‘军功授爵’与‘太学推荐’两套选才制度,按照行伍与儒生各一半的来授爵委官,是否可解眼下之事?”
李斯完全没想到扶苏竟然会拿出这样一个解决方案来,这样既满足了儒生的愿望,又解决了行伍之人授爵委官的问题,但是施行起来却不太容易。
“禀公子,此事虽然可行,却是不易啊!行伍之人与儒生向来不和,让他们一起为政恐怕会起嫌隙啊。”
“行伍之人缺乏为政之术,儒生又太过于懦弱,将此二者放在一起,也是一件好事,开始会有一些不和之音,长此以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”扶苏对李斯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态度。
文人不耻兵谋,武人不屑仁义之道。孔子曾说过:“兵者凶器,圣人不得已而用之。”可见儒家对攻伐之事的不喜,这其实也算是儒家思想造成的一个弊端。以仁义道德治国,并非不可,只是这仁义道德也需要武力来保护,仁义只在兵锋之下,圣教还需行伍维护。
并非扶苏不喜欢孔孟之言,而是孔孟治国的治国之道太过于理想主义了,脱离了实际。
将行伍之人与儒生放到一起,不起嫌隙那是不可能的,若是为了一时的安逸就选择逃避,那文武相轻的弊端就会越来越大。
儒生与行伍之争,就是后世文武相轻的源头,此番扶苏没有让儒家一家独揽太学,就是想让兵家与法家的阳刚之气祛一祛儒家的奴性。
将文武之人放在一起,也许扶苏为政期间都会被行伍与儒生之间的矛盾所困扰,但他没想过要回避,如果他回避了,后人就要面对这个问题,而且他们之间的矛盾会更严重,让行伍与儒生融合,互相理解,并非他这一朝所能完成的,但他愿意为解决此事倾尽全力。
听了扶苏的意见,李斯没有再说什么,而是转身离开了上林苑,因为他相信扶苏的安排,更是相信扶苏的眼光要比自己长远。